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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技术，以及它们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 - 2006-08-28
作者 李鱼
阅读本文英文原文 （翻译校对：倪海鹰，王小佳，李鱼）
Nico Macdonald 是一名居住于伦敦的作家，咨询顾问和活动策划，专注于设计，技术和创新。他是《什么是网络设计？》（What is Web Design?）一书的作者（RotoVision, 2003）并是众多知名设计刊物的撰稿人，包括 《蓝图》（Blueprint）, 美国计算机协会《交互》杂志（ACM interactions）, 《卫报》（the Guardian newspaper）, 英国广播公司在线新闻（BBC News Online）, 《创造性评论》（Creative Review）,以及《观点》杂志（Eye）等。
Nico组织AIGA体验设计在伦敦的活动达五年之久。他并曾参与了多次由美国计算机协会人机交互兴趣组（ACM SIGCHI）主办的大会中的座谈会的创作和主持。他同时也是 UI花园的顾问小组的成员。
作为UI花园编辑组的成员之一，李鱼对Nico Macdonald在设计，技术和社会的关系方面进行了一次访谈。Nico通过自己在政治活动和设计咨询方面的经历给予了大家他在这方面的看法和思考。
李鱼
Nico Macdonald
是什么使得你这样一位在大学里学习法律专业的学生对设计发生了兴趣，从而最终选择了以设计和技术为主题的交流、支持、研究和顾问型工作？
呃，实际上的情况有些不太一样。我过去对法律抱有兴趣，是因为我对于法律程序社会性的一面感兴趣，法律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发现法律的影响范围非常有限。因此，我一年之后最终去了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小型的简报出版公司工作。他们刚买了一台苹果电脑，大概使用一年了吧。我的工作之一是学习如何制作和发行简报。总的来说，我对于设计饶有兴趣，特别是出版设计。于是决定改行，投身于当时称为桌面出版系统（desktop publishing）的职业。我对于设计社会学方面的兴趣与我当初对法律的喜爱如出一辙——即热衷于提高和改观人们的生活——而我最终选择了设计与技术而非法律来实现。
我知道在创立Spy之前，你曾经在改选运动中帮助过New Jersey州的参议员Bill Bradley [Wikipedia]。从你的从政经历来看，你觉得设计在执行社会政策或应对政治挑战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设计的方法能否为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离开校园后我的一些经历拓展了我的视野。其中之一就是参加美国参议员的竞选工作。在美国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就是：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真正的联系程度，就像你在电视节目《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 – 编者注：美国著名的关于政治的电视系列剧）中所看到的那样。我也在印度一个政府发展部门工作过，在那里我接触到关于脱贫的多种设想。包括慈善事业，支持农耕，发展工业，以及从根本上“提高觉悟”，实现民众的政治权益。当然在英国，政治的含义相当有限。因此，设计的思维方式只在某些程度上能够渗入制定社会政策。但是同时也存在“过犹不及”的危险。我们看到，有些问题本身不是由于缺乏设计或者设计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却可以通过设计解决。于是，设计被进一步强用来解决那些能力范围以外的问题。当这些尝试失败时（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它们并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面对后果的人们很可能就此对设计失望。我觉得，这对设计者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另一方面，我认为“设计师”的思维方式十分重要，有益于英国的政治生活。设计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明确项目的目标和限制，以及理解项目受益者和投资人双方的利益。而英国的政治思维经常无法做到“目标清晰，方法合理”。“设计师”的手法在于使用视觉工具促进和协调各方的交流。设计思维中的概念原型十分重要，它强调创造容易呈现的模型来表达酝酿中的想法。总之，我认为设计可以为政治思考提供很多帮助，但我们也需要现实地看到局限的存在。举例来说，设计委员会下RED项目 领导人Hilary Cottam在Today节目中 [BBC广播4台] 与伦敦的下议员Kate Hoey一起接受了采访，话题是用设计思维来思考下议员和选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明显，要么是Cottam没有充分理解问题所在，要么是她高估了缺乏沟通所导致的问题，抑或低估了议会体系（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ve system）中关于竞选人的了解偏差——至少目前的运作存在这个问题。
你如何看待创新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发展是促进了人们的创造力还是对其有所妨碍？
我的主要观点是：创造力不会单纯地因为技术而前进或者后退。一方面，技术使你更快地了解设计概念、设计原型或设计灵感，从而增加了创造产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记住，由于创造的很容易，人们也许会匆忙地确定解决方案。我最近在一个被称为“报业设计日”的活动上演讲时，一个在《时报》（The Times newspaper）工作了近40年的与会者说起了早年在设计方面的挑战：铸排机，有限的图片复制技术，少得可怜的新闻量，印刷工会也根本不让设计师参与页面实际生产。所以一切都需要通过印刷店里的调节人员。尽管如此，《时报》（The times）和《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六、七十年代的某些设计依旧是杰出的，在我看来要胜于当今的设计——尽管他们如今拥有PostScrip页面修饰软件，电子图库和所有其它现代工具。我的意思并不是技术局限会让设计变得更好，或者没有局限设计就会变坏。我认为其中不存在直接的关联。
你认为哪些因素将会影响创新和新产品的设计？在实际的产品设计过程中，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值得采纳？
正式地说，在新技术的构思和实验室研发阶段，就存在一些影响因素。材料就很有意思。比如持久性和触感等特性，像现有的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S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s ( Wikipedia)] 那样可以显示内容的材料，还有支持导电的材料。半导体行业中，像Hewlett-Packard最近宣布了新的存储芯片产品，在其米粒大小的体积内可以存储海量的数据。运输方面的技术——如氢电池——也可以用于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之中。还有更高层面的创新，比如生产程序的改革。在通讯技术领域，制造商们在过去的20年间无疑经历了许多革新。再上一层，还有组织运作方式的创新。尽管在过去的20年中也许不那么明显。然而，创新所面临的危机或者说限制也同样不容忽视。这些限制被以下几个趋势所强化：其一是可持续的理念。自然资源消耗殆尽，需要我们的维护。事实上，资源是人类创造的，我们于原本无用的东西中发现他们的用处。发掘着原本无用的东西的价值，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一种资源，自然资源因而是取之不尽的。 “可持续”的趋势将限制我们的产量，以及那些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新产品的发展。另一限制是对于环境的担忧，即与能源生产、交通运输和制造业息息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此可能限制这些行业本身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更广泛的挑战来自观念的质疑：设计和技术必须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吗？有一个观点正逐渐被人们接受，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人们，应当限制乃至降低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
有一种实践手法将改善新产品的设计与创新，并且为UI花园（uiGarden）的读者们所熟悉，那就是“以用户为中心”。这一理念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产品的研发过程都会自然而然地牵涉到许多方面：销售人员，产品研发，系统发展，工程，研究……。使用户位于在整个过程的中心有助于我们解决不同方面目标之间的冲突，因为它将最终的产品能否改善现实用户的生活作为衡量标准。这不同于偏重任何一方的建议。另一方面，我认为也要避免把用户当作能力有限的婴儿来对待。我们应当认识到人们是非常能干的，愿意学习使用那些有助于改善生活的产品。如果正确地看待用户，把他们当作生活的积极塑造者，而不是被动且不怎么聪明的产品使用人，我们的设计就会拥有更多的灵感。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使用我们设计的产品的人——当然还有创造产品的人，他们常常因为产品看似负面的效应而受到指责。这种态度影响了关于飞机设计的讨论，还将影响到著名的空中巴士（Airbus）A380的设计探讨。我们为什么不赞美工程师、设计师、市场工作人员们？是他们的技能、洞察力和智慧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新玩意儿。
试想今后的10年，20年，30年，设计和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关系将会如何？
超出10年的事情都难于预料。但现在有一个趋势非常有趣，对于设计者和技术人员来说可能是很有利的。那就是，不同于20或30年前，人们现在对技术更有热情，越来越倾向于在技术中寻求自身的认同。（这里的“技术”一词具有广泛的含义，说话是一种技术，铅笔也是)。人们在公共场合使用移动电话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于这些设备的推崇，在20年前几乎是无从想象的。对于自我认同的形成和表现，技术行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一定是好事。历史上，人们对自我的认同还包括许多技术以外的东西：社会、文化、政治的偏向与观点、赖以谋生的职业，以及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很遗憾现在的自我认同已经下降到这样的水平。另一趋势是信息技术在家用方面的日见重视。在此方面，信息技术具有改变世界的潜力，如同20世纪初叶，电力对于家庭生活的改变，以及19世纪的40年代至80年代，汽车对于公共场所的改变一样。从厨房到起居室，到我们阅读和吸取信息的方式，从安全与人际交流，到家居的监控，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改变。
就像无形的计算机一样？
“无形的计算机”（invisible computer）这一概念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实现——比如，手机就是一个“无形的计算机”。Sky+ box, TiVo 一类的个人录像机也是。带有“暂停”和“录制”功能的数码影像产品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技术显然已经足够廉价、充足并且共享，确保我们可以着手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但事实上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关键在于怎样帮助人们理解这些可能，怎样促进家庭技术设施的整合，怎样设计产品与服务，平台与环境，以适应人们的生活，使人们感得它们有用，方便，令人愉快。
网页设计将来可能面临怎样的挑战？设计者该如何应对？
我认为挑战来自各个层面。其一是突破网页浏览器和个人电脑的局限。通过像雅虎的Yahoo! Widgets 和苹果MacOS X中的Dashboard 这样的工具，以及即时通讯代理等服务，我们已经超越了网页浏览器。同样，随着上网在移动设备、公共展示（public displays）以及写字板设备（Tablet devices）上的实现，我们正开始超越个人电脑——但活动范围依旧有限。当前的挑战之一在于如何创建某种服务和信息传输模型（content delivery model），使跨平台的无线访问与交流成为可能。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在手机上浏览新闻标题，在电脑上阅读详细内容，以及通过网络电视（Internet Protocol (IP)）看视频录像了。
另一挑战在于更好地利用网络空间，提供更具针对性，更合适和及时的信息与服务。有两个模式十分重要。其一是地理定位。通过“知道自己身处何方”的手机，至少可以确认连接热点（hotspot）的WiFi设备，和类似于 TomTom 导航器那样的GPS装置，我们对定位功能的使用正日见成熟。从已知的地点可以为人们提供所在地的合适信息，或者推断出他们的活动，因此你可以减少他们为获得这些信息所需要的交互量。其二是有关用户模型（profiling）。通过充分了解用户的兴趣与需要，并从其关系网加以推测，能够实现发送信息的个性化。这一模式在网络博客、 del.icio.us 和公众点评服务中已经初显端倪——但同样的，很难找到更多类似的服务。还有一个比较基层的挑战：即改善网站的界面设计，使他们达到应用软件界面的水准。随着动态标记语言 （dynamic mark up languages）的成熟以及基于Ajax的界面的实现，我们正在接近成功——尽管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偏爱设计合理的应用软件，胜于网络服务界面。
图形设计将对网页设计的飞速发展，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交互设计产生怎样的影响？数字设计（digital design）能从图形设计中汲取些什么吗？
同样，影响可能发生在各个层面。目前的燃眉之急是将图形设计中有关信息设计（information design）和可视化的所学应用到网页类型的界面设计中。我并不是说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但现在的网页依旧是基于文本的类似于书面的线性媒体。网络环境支持信息丰富的界面或系统的传输，这些界面和系统本身也随时间而变化，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向Edward Tufte 这样的人们学习怎样对此实现清楚明了的可视化（Edward Tufte并非设计师，但他是设计领域的研究者和作家）。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显示器分辨率的提升，我们可以从编辑以及图形设计那里学到很多排版和页面布局的知识（尽管我并不认为网页只能追随“页面”的隐喻），以及如何使用图像、色彩和动态文本。编辑设计是十分成熟的媒体，在很多方面可以作为网页的先驱。此外，我认为图形设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工作模式比网页设计者更为成熟。图形设计师更关注客户的需要，更善于沟通，也更擅长使用工具来提高沟通效率。他们还能够有效地协调客户、厂商及其他方面的关系。这些都是图形设计师与编辑的必修课，因为图形设计业界的竞争更为激烈——只有愈加努力地工作，才能吸引客户与你合作，并保持合作关系。图形设计还有着学术传统。对于这方面的专著，网页设计领域还没有成功的仿效。Rick Poynor，J. Abbott Miller ，Ellen Lupton，Michael Bierut 和 Ken Garland 等作家为图形设计平添一层思考的色彩。而在网页与交互设计中，这种思考并不完整。尽管就博客现象已经萌发了深层的设计思考，网页设计领域仍需要更具思想性甚至是学术性的思考与作品。
设计到底能为商业策略提供怎样的见解呢？
这涉及到有关设计与社会政策的一些问题。现在，以伊利诺斯理工（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设计学院（ Institute of Design ）《商业周刊》的Bruce Nussbaum（ Bruce Nussbaum at Business Week magazine）, 以及IDEO 的Tim Brown等人为首，兴起了一股十分有趣的思潮：即认为设计学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服务的设计（一种新的现象），还对商业策略有所帮助，例如：改善有关商业利益的决策的评估。对于在商业领域广泛应用“想法可视化”、场境，以及推动利益各方之间的交流等设计学技术，我有着自己的看法。设计学拥有探求事物、想象事物的方法。这些方法很多其他的学科也有，只是没有像设计学那样在商界得到有效的利用而已。面对这股设计导向的取向，我的忧虑如下：商业策略历经泰勒（ E. W. Taylor ）、麦肯西公司（McKinsey）、经理人、CEO等辈的研究已有一世纪之久。有必要澄清设计学中的哪些东西是独特的，商界所欠缺的，并非其他学科已经给予的（只是称呼不同而已）。危险的是，设计师与设计评论者们对商业缺乏足够的了解，尚未洞察别人已做了类似的工作。
相比管理咨询和其他的分析方法，设计的思想与方法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相比其他的分析方法，我对管理咨询了解得稍多一些，就拿它来说明问题吧。在我看来，设计者也许应当多学一点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 [ Wikipedia ]——这门学科距今已有50年左右的历史了，并且涉及你的这个问题的一些方面。另一个更为微妙的问题是：设计学比管理咨询高明在哪些地方？相对而言，管理咨询更注重正式的访谈，而忽视观察。在解释研究结果的时候，他们似乎较少采取横向思考（lateral thinking）。而像我前面所说，设计长于使用视觉工具来研究想法，并且使用原型等其他工具来检验想法。“概念化” 、原型和测试都是十分重要的技能，就像要真正理解某个方案对于企业的作用，测试与评估显得必不可少一样。优秀的设计师也许会更多关注系统社会的一面（包括社会、社会－技术），而管理咨询师也许倾向于采取更加自上而下的策略。他们觉得方案可以强加于人，或者在系统改革的时候更多地采用技术手段，相信技术可以塑造企业。像Accenture这样的企业也许是后者的典范。设计师通常善于沟通，而管理咨询师们往往喜爱详细的报告，这些本身并不一定是很好的交流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设计师更加大刀阔斧。我不由想起了关于麦肯西的一个记录片。当时，麦肯西公司受雇于北欧的某家报纸发行商，帮助其摆脱困境。故事在顾问与公司董事的会议中结束，麦肯西的建议是大幅裁员。现在看来也许是正确的策略，但故事发生在1999年。其时，联机出版（online publishing）、新的生产方式以及信息与信息传递的新模式正日趋流行。比起传统的大幅削减的模式（slash and burn model），投资多种媒体，开发新的收益渠道与商业模式等方案也许更为合适。也许设计学的思想至少有助于探究这些可能性。
作为UI花园的顾问，你有什么想对读者说的吗？
当然。我加入UI花园的部分原因在于我意识到了在英国，从事设计、人因素研究以及可用性工作的人们同附近例如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的同行联系过少，更不用说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地区的人们了。我衷心希望新的联系得以建立，已有的联系得到加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语言上的障碍，这也是我同北美的联系反而多于欧洲大陆的原因。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Christina在这方面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
我还注意到，英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有着十分恐慌的看法。衷心希望我们的态度能够更加积极，相信中国现在的发展（至少在我们看来）对两国人民都是有益的。
李鱼是uiGarden的创始人和主编。她同时也是中国欧盟系统可用性项目的项目协调员，这个由欧盟资助的项目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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