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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当地学生参与实地考察 - 2008-08-01
作者 Matthew Kam
2005年夏，我在位于印度北部的Uttar Pradesh的一个偏远的乡村学校里呆了两个星期[1]。尽管我之前对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已有经验，但那次仍是我第一次同乡村学校的孩子们一起进行设计。这次具有探索性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了解我们应该怎样同这些孩子们一起，设计出适合他们的在线学习产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把一些便宜的数码相机借给了学生们，好让他们能记录下更多日常乡村生活的场景。余下的时间学生们与我们一起进行低端和高端原型设计活动。
但我很快意识到至少有三件事情不应该是那样。第一件事是，这12个事先被筛选出来作为我的设计伙伴的孩子们其实是学校里面的 "模范学生"，这意味着我并不是和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学生团体在一起工作。其二，孩子们为了参加这次设计活动，免去了午餐时间。其三，他们一直盼望着我能教给他们许多东西。
陈列上述事件只是想具体地说明，非本土的研究者们在与一个社区一道进行跨文化设计时所面临的挑战。我知道，因为我是外国客人，所以这所接待我来访的学校的校长，很希望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热情的造成的后果是（虽然不是故意的），他只希望我们与他最好的学生们交流。同样的，直到我告诉学生们他们应该午休，他们都一直省去了午饭时间，好让我们每天下午到达学校的时候，不用等待。最终，尽管他们对我寄予了厚望，我还是不得不打消了他们希望能从他们的外国客人身上学到太多的想法，同时我强调了，设计过程中，其实我们双方也都能从对方身上所学到很多。
那时我意识到，虽然积极的伯克利大学学生陪我去印度对我非常有帮助，但在实际考察研究中，从印度当地的在校大学生中的获益是难以估量的。熟悉当地语言，文化以及社会体系，对开展实地研究有巨大的优势。当地学生的参与也为团队内的非印度裔成员创造了许多跨文化的学习机会，这些经验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优势中最不为所知的或许就是我们能够与社区参与者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当地的合作伙伴，比如非政府组织（NGOs），也许发现这个项目是由“局外人”发起，因此要给予完全支持，还是很犹豫。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学生积极地参与，能够帮助加强传递我们的要旨——我们致力于与地方居民一起工作，并希望能通过跨体制的学习机回馈这个群体。
那么调动当地的其它居民代替在校大学生的参与怎么样呢？比如已毕业的大学生，或是一个跨文化团队中的专业研究者。更加有经验的人能够带给一个跨文化的设计项目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我和我的同事之前在发展中地区开展的实地研究项目中[2]，我们都发现，边缘群体中文化层次低的用户更容易将受过教育的访问者看作“外面来的专家”或者当权者的身份的人。他们更愿意从他们认为与他们相同的人那里去学习技术。因此，当地的青年与大学生通常比较容易解决些障碍。
除了小学高年级学生，我的许多研究，都是和五个作为核心研究者的在校大学生一起进行的。他们对当地语言以及文化规范的熟悉，意味着他们可以提供宝贵的驻地支持。但我认为，无论怎样，他们的的参与都不应该只局限于翻译和文化向导，而应该花些时间和精力指导他们用户研究的技术。这样我们就能提高他们的能力，以让他们去胜任诸如研究助手之类更重要的职责。
在征募当地在校大学生的时候，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他们在社区服务或农村发展中做出的贡献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有一些大学还鼓励，或者直接将社区服务作为毕业的一个强制要求。因此，除了只是简单的去寻找先前有没有过义工经验,还需要去了解一个候选人在他们早期的社区服务项目中的承担了怎样的责任和贡献，这点也是非常必要的。例如，许多同我一起工作的大学生们都谈到，当他们被NGOs委以基础调查的职责时，连续几周在乡村艰苦条件下的生活。
其次，虽然技术上的能力和学业上的成就这些特点是非常重要的，使终端用户以及项目相关人参与进来的能力，以及做一个成熟的NGO合作伙伴也是最必不可少的。例如：在鼓励乡村社区参与我们的用户研究上，能获取到一个社区领导者比如乡村牧师的支持是大有裨益的。虽然我们的NGO合作伙伴们在最开始已经把我们介绍给了这些领导者，但是，语言的障碍阻止了我们最大程度地发展这种关系。但最终，是我团队中的当地大学生帮我用他们的当地语言非常专业，同时也有技巧的同社区内的项目相关人沟通联系。
一旦我们所测试的原型的教育潜能说服了牧师，他就变成了我们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还补充道，如果我们愿意在将来的10年里，到他的村子里去同孩子们进行我们的技术测试，他将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去说服孩子们的家长去支持孩子们长期的参与。考虑到一个宗教人士这个以印度教为主的乡村里的影响力，他的信任投票，对我们的项目意味着很大的成功。
我们不只是要同社区里的成年人去建立关系，也要同孩子们搞好关系。当一个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想带我们去参观他们村子里的庙宇时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让他们对我们很生气，并对用户研究失去了积极性，直到我们强制他们的参与。在我们去寺庙的路上，孩子们坚持让我们绕过村子的一部分，那里居住着他们被称为“dalits”的其他的同学，（“dalits”意为贱民）。我们团队里的当地大学生们知道这个行动背后的习俗的文化含义，他们决定，在我们回来的旅途中，我们应该通过“dalits”居住的区域。这个行为鼓舞了dalit群体的孩子们——他们因为他们的同龄人希望我们避开他们的住所而感到失望，并由此使我们的用户研究更具有包容性。（右边的图片就是被居民们一起的下层人是们居住的村庄）
这并不是说，团队里的当地成员就不会在同最终用户群体交流时遇到困难。然而，团队中的当地成员因为对当地文化更多的了解而能够针对这些障碍采取措施。例如有一次，我们要针对村庄里的孩童们所经常玩耍的传统游戏进行情景研究，这能让我们以这些游戏为模式设计出在线教育系统的游戏。当地的大学生们首先注意到孩子们向我们展示的仅仅是印度城市里的游戏。似乎游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身份的标志，这让我们年轻的被调查者们担心，我们这样的都市人，可能会瞧不起他们的乡村游戏。当地的大学生们最终还是靠热心的描述他们所知道的那些乡间游戏，耐心的说服了孩子们重新表演了他们如何去玩他们的日常游戏。
从长远角度来看，人机交互仅是在印度和许多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生中刚刚开始的一个主要课程。大部分（本专业）学生在毕业并进入工作领域之前并没有真正的接触过人机交互的工作。这样，在联系到在发展中国家的进行人机交互教育这点更广泛的意义，在我们的国际开发项目中让发展中地区的当地大学生参与进来，能够给他们除此之外，便不大有可能接触到的，以更有意义方式接触人机交互。同时，这个过程也能给他们的创造力和成功的意志提供一个表现的机会。
我鼓励其他的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以及在我们的领域里面的专业人士，能探索出相似的能互利互惠的安排。我们的努力或许不能在发展中世界里起到像正式的制度化的方法一样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仍能有助于建立当地的人机交互能力，并使它最终融入主流课程中。更重要的是，我们为培养下一代的人机交互的实践者打下了基础，并使他们能具有更多样化的国际视野，来我们这一行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样做，我们也能为人机交互在经济发展中变成更加积极的力量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Kam, Matthew, Divya Ramachandran, Anand Raghavan, Jane Chiu, Urvashi Sahni, and John Canny.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Participatory Design with Rural School Children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Early Reflections from the Field." In Proceedings of ACM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Design and Children. Tampere, Finland: June 7–9, 2006.
- Ramachandran, Divya, Matthew Kam, Jane Chiu, John Canny, and James L. Frankel. "Social Dynamics of Early Stage Co-Design in Developing Regions." In Proceedings of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San Jose, Calif.: April 28–May 3, 2007.
Matthew Kam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伯克利设计学院合作的博士预备生他的博士论文聚焦于手机上的电子教育游戏产品，这些游戏的目的是发展中世界的语言和文化学习。他曾经在乌干达学习微经济交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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